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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0年后，国家开放私人企业法规，我稀里糊涂办了北京绿马广告公司，当了新中国公私合营后，第一批合法私营企业老板，干了两年挣了些钱，心中发虚，我时不时会想到1978年离开南京去杭州读书情景，明白了自己人生的最大快慰，便是年轻时节心中所祈求的那一点点东西。于是关闭广告公司，回到原先状态。
1994年我迁居北京东郊，小区周遭被菜地包围，我一人独饮，改变了夜起昼伏习惯。清晨起床后先是一杯茶，然后写写画画，胡乱瞎想，日子一天天给打发了。我不知道何为正经事，仅仅读书，一种生活方式而已。一晃多年，习惯了写写画画生活，天知道写些什么、画些什么，自己糊弄自己。要是连自己也糊弄不了，岂非和世界过不去了。卷缩京郊一隅，又研究起中亚古国史，先从斯文赫定入手，继而拜读佘太山《中亚古国史》、麦高文《中亚古国》著作，接着指向斯坦因、伯希和、向达、黄文弼等人。明知没有能力问津中亚史课题，但仗着年轻身强力壮，故冒险西去。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赶来北京，制止了我对于中亚地区形而上之旅，将一个幻想症患者拉回现实世界。万分感激师父，一个关于中亚文明史的世界性学术大课题，非我所能问津，起码不能成为学术幻想之归宿，缘于多年前沾惹了中亚史大课题，链接了一个组合城邦的文明史，我心存敬畏，西方文明来到了家门口，朱士行、法显、及粟特人在沙漠之地，悲壮无比上演人类追求真理大戏。惜乎，西域研究不属于我的文化归宿，永如胡杨之于沙漠生命一族，属于黄文弼、王炳华等学者，属于斯坦因、伯希和、斯文赫定、属于敦煌王道士。属于长眠于小河地区神秘美女，总之，属于被沙漠掩盖的神秘人类。如果说伊斯坦布尔是欧亚大陆交汇点，中亚古国即中西方文化交汇点。大片沙漠中发生过什么事物，并非人们以为尽数皆知的。敦煌、楼兰、尼雅、焉耆、鄯善、小河等，不知道还会对世界说些什么，惟期待而已矣。
我长久读书于封闭之中，心理上出了问题，怯于交往，惯于静坐，无所事事一人孤立，终于不愿接听电话，于是知道自己麻烦了，估计患上了抑郁症结合了封闭症，已然很严重。抑郁反而引发狂燥，语言产生障碍，故对未来心存畏惧，或想上帝存于何处。仿佛溺水之人，每日望着天花板有如水面希望浮现上去。幸好多年前钻研弗洛伊德及荣格学说，顽强坚持不看病、不吃药，每日玩命运动折磨身体，最终未陷入精神分裂之地，我不是从病理学角度理解生命，而从感性角度考虑事情。1998年秋，我随南京博物院程晓中先生去杭州旁听古陶瓷研讨会。遇见师父好友刘良佑先生，彼此介绍近况，我直言精神方面出了问题。良佑先生非常理解，他说：“你能读书呆上十多年，真不可思议。我曾经呆了两年就觉得精神上出了问题，知道不妙，赶紧出来做事。”事实上，一个人独处又陷于哲学与宗教课题，那么，相信无人能幸免精神问题。话虽如此，我却依然尽情封闭下去了，稍没留神，一晃又10多年过去了，往多了算，已于体制外呆了18年矣。
钱竞兄曾来东郊探望，二人对饮，景象萧瑟，此乃后话。我向钱兄学习最多的，并非美学，交流兴奋于中国哲学。钱兄于宋明理学着力尤深，特别下力于魏晋思想、王弼、及两宋理学研究，尤其于横渠先生思想，随意阐述，水到渠成。钱竞长期伏案形成了病，走路颤颤巍巍，两腿站不直立。住院治很长时间，也不大见好。聊起了何晏、王弼等，非常亲切。竞兄令我感动的，仅一句话，我问起社科院工资收入，评价说“你算是清贫阶级了吧。”不曾想，竞兄自言自语：“我每月一千元工资，不应该算清贫了吧。”回想回味，欲哭无泪。我从来不相信玄学思想误国一说，后世谓清谈之误，曲解甚矣，乃憾之，本文不予论述。历史上阐述老子思想最为精彩，首推王弼《道德经集注》，以无为本，实为绝妙。空无中蕴涵实有。无论做什么，皆毫无意义，眼前世界，依旧毫无意义，毫无意义就是意义本身，很有语言哲学意味，联系到了维特根斯坦。
维特根斯坦说：“我又能继续下去了，我明白了。”
其实，也是说：“我终将难以继续下去，我还会不明白。”
语言总是要走到相反方向。一切明白，须抵达不明白才会明白所在，否则，所谓明白一定不是真的明白。真正的明白，不需要再去明白。如此之想，得自陈嘉映先生启发。陈嘉映先生于北京大学开讲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。我遥遥之途奔去，听了好几堂课，始终糊涂着不知道老维到底说了什么，倒是觉得嘉映兄语言表述很精彩，坐课堂上和坐在马路牙上，感觉不一样。嘉映兄鼓励大家课堂上多提问题，我昏头昏脑提不出问题，发了昏继续听，听多了还是不能明白，按照老习惯下了课拉嘉映兄去喝酒，喝多了没有师道尊严，壮了胆子问：“维特根斯坦到底说了什么?你能用一两句话讲清楚吗?”嘉映兄认真想，睿智而启蒙地告诉我，经典哲学表述方法停滞不前，维特根斯坦用语言让哲学获得新生命，维特根斯坦讲：“我又能够前进了”、“我又明白了”。我仗酒胆问：“如果语言分析哲学仅仅就这意思，那么，‘我又能够前进’意味着‘我终将进入死胡同’;‘我又明白了’意味着‘我还将不明白’。”我解释说：“如果把一个问题给整明白了，可是明白了之后是甚么状态?还要去胡思乱想，接着再想下去，肯定又会糊涂，若不糊涂就说明问题没有难度和高度。又能够前进了，只要继续前进，总要走到头，走到头就进了死胡同。说来说去，不就是捣腾来捣腾去吗。”
嘉映兄说：“咦，你这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啊。”
我听了很得意，得意于无奈，喝酒昏头语言，没有哲学意味，简单不过了。嘉映兄说：“有本事的中国人都在写随笔，不写理论著作，先秦以后，中国人就忘了有概念辩证这一门，有科学精神这一道。”我就把这段话戏改写为：“有本事的中国厨子都在做中国菜，不会外国菜，有史以来，中国人就忘了有胡人菜肴这一门，有西餐西点这一道。”我想，中国厨子不会做外国菜，问题不大，中国古人思维框架本无科学精神。即使指责，也顺理成章。我更为欣赏维特根斯坦另外一句话：“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?——给苍蝇指出一条路，飞出捕蝇瓶。”
我喜欢这样的智慧，太耐人寻味了。但是，假若这只苍蝇呆在瓶子里很舒服，根本不想出来，那么，哲学的出路又在哪里?
中国古代并无哲学一词，确切而言，可谓智慧，乃是个人与社会两相磨砺，产生了聪明应对经验，比对西方文化价值系统，勉强纳入伦理学范畴。中国古代艺术乃自然主义系统，好比古代琴瑟笙箫，象形而象声，惟妙惟肖追摹自然事物以抵达上上之境。西方经典哲学看似冷漠无情，如若一堆抽象数学方程式，须从逻辑思维与数字结构去理解，西方古典哲学的精妙结构得以呈现，把中国古代智慧划归西方哲学而命名为中国哲学，仅其名所指，已然风马牛了。南小街生活给了更为富裕东西，并非生活智慧，而是一种性格，不信邪，固执而顽强。我于千禧年夏天，因为读书多而害了眼病，医学名词：病毒性角膜炎。我的两眼血红，视线模糊，见不了一丝微弱亮光。白天须拉上深色窗帘，黑暗中依然戴了墨镜，朋友们来探望皆谓扮相酷毙了。郭林带我去同仁医院看了专家门诊，名医开了激素类洋药，价钱很贵，盼着外国药消灭眼睛病毒。一个多月后，人已奄奄一息，我一介无业游民，既无公费医疗又无医疗保险，仅靠微薄稿费度日。一天晚上，郭林来电话，问：“你以后怎么办呢?”
我问：“什么以后怎么办?什么意思啊?”
他说：“你眼睛瞎了后怎么办?”说完，赶紧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漏了嘴，李建邺医生一再关照不让我告诉你。”
黑暗，不再需要继续凝视了，那么，肉身活在世上就没用了。我理解了战胜黑暗方法，死亡。想到家里还有五瓶安眠药，能够帮助黑暗中绝望的人，一了百了，解决一切问题，轻松而坦然，唯一不安是对亲人愧疚。我默默对远方亲人说了声：抱歉了。
那一夜，我沉睡甜美。
次日大早，郭林来电话怪罪自己漏嘴，还是问你以后怎么办。我在黑暗中说：“我眼睛的病，快要好了。”
郭林奇怪：“你是不是病糊涂了，说起胡话了?”
我说：“不是。”
他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说快好了。”
“你想啊，到现在为止，折腾我的那个东西，已经把我折腾成这样了，不可能再折腾下去了，因为折腾到底了。”
往下，我没有说，既然没有活路了，那就给弄死吧。如果不让死，必然好起来了。世间一切事物发展到最后、沉沦到最底，如果还须继续发展，就只有一个方向，那就是向上，回到坏处境的对立面，也就是好起来。我对于生死的思辨之论，可以引申到当下中国艺术家的同样处境，到了身处绝望之际，反而发现了希望所在，也看到了安身立命根本，最终横陈于面前，邪恶势力远没有它们表现的那么庞大，不过虚张声势而已。郭林电话信誓旦旦，一定再去同仁医院找更好专家云云。放下电话不到半小时，加拿大刘光华医生打来电话，说受朋友之托问病情。刘医生问了我的生辰八字，姓名拆字，北京气候等等，最后开出方子：蒲公英90克、生地10克，煎熬成三碗，分别洗眼睛、熏眼睛、最后一碗是喝下去。我将信将疑，听之任之，但是奇迹真正出现了，三天后，我拉开窗帘、不戴墨镜，长久凝望阳光照射白色瓷砖上反光，又新生了。
我藏了很多书，原想留待来日慢慢读，看来生命不可预期来日，若非死到临头，人生道理难说明白，我开始将藏而未读部分书籍，分门别类，馈赠给相应专业所须的朋友们，原先家里两个股阳台尽皆堆满，送出近一半藏书，腾出空间，也腾空了身心。回到现实生活去思考社会与生活。现实社会告诉每一个人：置身于黑暗中全无一丝光亮，那么，希望就将出现了。也是人人皆知的一个常识，物极必反。
哲学是什么?我在黑暗中想到加谬说哲学唯一的问题就是自杀。
有一句拉丁格言，近乎于人人皆知大白话，云：“生命中最确定事情是，我们都会死亡;最不确定的就是，死亡将何时降临。”人生黑暗摸索踬进正体现了宗教精神，我的宗教情结开蒙于汤因比先生。中国书店灯市口门市有《历史研究》英文原版，全套五十余本，陈列架上巍然壮观，我不懂英文无缘问津。上海人民出版社《人类与大地母亲》成为理解汤因比思想直接途径。我体会到了，《圣经》讲述一个关于单性繁殖的故事。《古兰经》诠释一个识别血迹进天堂的辩证关系。中国人纠缠于佛道杂糅，一个讲究个体肉身修为，一个究竟大众灵魂安慰，事实上，中国人骨子里继续谱写《山海经》故事。我被哲学和宗教研究折磨得无法入眠，大脑兴奋之故，渐渐转向古陶瓷研究，缘于到了大脑不能正常生活境地，困顿极矣，无意中读到刘新园《蒋祈〈陶记〉著作时代考辨》，文章先从版本学论证，继而分析陶瓷胎釉元素、装烧工艺、纹饰风格、商业市场、再从瓷窑税制、地方职官、服装式样、家族族谱等多方面考据，比较宋元文献，最后结合田野考古资料进行全面比较，结论出蒋祈所述不符合元代特征，而与南宋史实相合，比如“统制”、“经总”职官，南宋设有，故论证中国历史第一篇关于陶瓷生产文章产生之确切年代。我读到这样一篇文章，佩服作者，惊为天人，又读了《宣德蟋蟀罐》等著作，五体投地，发愿要拜师学艺，心中所想，果然所成，经龚农民先生引荐终得以完成心愿。按照中国古代惯例，品陶斋大堂两旁站人，师父在上，弟子跪下三拜，行了磕头大礼。从此不叫老师，而以师父相称。如今品陶斋兄弟们见到我，一口一个“关门弟子”叫，亲切无比。
记得九十年代末期，师父教导我，云：“有些人以读书为生，是很潇洒的，天下很多事情是这样的：阎王可为，小鬼不能。”师父还有一个意思民国学人多有出身于富家者。
我闻之，很开心：“那就让我这小鬼，享受着阎王的待遇罢。”
读书的妙用即为忘却了时间，转瞬间人就老了，然而就死了，生活变得不堪回首，或是生活变得简单明了。读书之幽默就是把所读的书给忘了，更为好笑，随之忘记了一切，包括忘却了生活本身。仅仅打发了时间。做学问终极目的，是沉浸于学问的带来快乐，除此而外，学问究竟有多少用处，也是值得怀疑的。
后来，我去上海住在师父刘新园先生家，夜晚静读，读师父读的书，在师父读的一本书里见师父眉批：“有的人的辉煌是靠货币或者用货币买来的热闹铸造的。有的人的影响则靠阅读书本、观察实物与沉思默想而获得。”“研究古陶瓷满足于现象的描述，满足于罗列几个僵死的数据，而不从人文角度着眼显然就不能解决问题。低能的科技专家与浅薄的博物学者是搞不成多学科的交叉研究的。”
师父喜欢念诵玄奘《发愿经》句子，云：“愿我来世，获菩提时，身如琉璃，内外明澈，净无暇秽，光明广大，功德巍巍。”
鉴于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事迹篇幅太重，不能轻易触及，将来专册论述。
世人尽知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为考古学家，却未知吾师的看家功夫，遽然为文献学家，兼及博物学等多面学科，尤其对于中国绘画史之如数家珍，委实到了不可思议程度，我亲眼目睹有人拿来旧画一轴请求鉴定，师父正忙于聊天渐入兴奋处，故随口说到此幅画乃吴昌硕二弟子某某，永康人，生于何年、卒于何时云云。我闻之心中悚然大惊，知师父学养之无涯，不可窥探。约拜师多年后，读了师父《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先生》一文，刊于《文汇报》，始知师承于民国文献学一脉，乃是国学中正根之学。我从百度收集师爷著作，计有：《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》、《洛阳伽蓝记校注》、《战国策笺证》、《大唐西域记汇校》、《广韵三家校勘记补释》、《释迦方志点校》、《宋高僧传点校》、《广弘明集点校》、《管城硕记点校》、《法书要录点校》、《东坡志林广证》、《山海经补疏》、《南华真经批校》等。上海古籍出版社《范祥雍古籍整理汇刊》、《范祥雍文史论文集》，《养勇斋诗抄》等，治学于古文字学、音韵学、艺术史、佛教史、中西交通史、历史地理、目录版本学、古典文学等诸多科目。我看到师爷著作，皆蝇头小楷，秀美而工整，文言文无断句，我能读《古文观止》文言文，而不能读史学文言，语句不多而潜藏版本太多，全然无措也。在上海徐家汇师父家中，禁不住在师父面前放肆，而仰天长啸：今生无以承接师传文脉矣。师父递来一本师爷《南华真经批校》说：“那就给你留个念想咯。”
所以，我著《寒江独钓》一书，乃为研究中国艺术史心得，受益于师父启蒙，辄于后记标注了“《寒江独钓》采用了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的学术方法论。书中有多处想法得自于师父，或是某个问题受了师父的启发，书中皆予以标注。”
中国美院常见一类奇葩，穿了满清马褂号称为唐装假装是文人，一开口：“百年来中国文化遭遇了严重摧残”云云。整个一个无知瞎扯!晚清民国学人整理国故，获得无限成就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如此梳理文化之出色典例。若非战争变故所阻，焉知民国时期不是一次真正文艺复兴乎。如今海峡两岸均无力承接民国学术伟业，茫然无知民国学人遗留了梳理国故之巨大财富，若放下中西文化比较伪命题，辄将面临何为中国、何为中国人之类，能够重新认识中国大课题，或许从中得到重新认识真正中国的学术机会。中国艺术史本质正是以此为目的，否则，艺术又何以能够成为生活的最高形态。
我投入到历史学与考古学等学科，每到周六、周日凌晨天未亮，即手擎电筒奔赴潘家园鬼市。鬼市多卖古董，真假有之，卖旧书出现较晚，我是早期买家。买到过一批考古学著作，包括《洛阳中州路》等名贵版本，记得当时谈妥价格，卖主旁边摊位朋友跑来踢他，我知其意嫌卖价便宜，故意问：“你的书摊在哪里，我马上过去看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可没有他这样的精品。”于是知道江湖上精通目录学与版本学的高人太多。回家翻阅，书中掉出一份检讨书底稿，细读，言卖了一批汉简，换得大米若干云云，署名：曾毅公。
曾毅公，著名金石学家，甲骨文专家，敦煌学专家，居然是陈汉平兄的师爷爷，即李学勤先生的老师。著述《石刻考工录》、《甲骨缀存》、《殷虚书契续编校记》等。这一批书经刘新园先生审阅，评价殊为难得，嘱咐曾毅公先生手书须妥善保管云云，有朋友为台湾政大寻集古旧书籍，死磨硬泡开让人动心价格，故而转让了。朋友拿出曾毅公先生手书给我，我把曾毅公先生检讨书归入书中，人生未知前景，又何必琴瑟分离，手书与著述唇齿相依罢。书自己会来找人，莫名感动，我研究古陶瓷，清版《格古要论》来也。民国二十六年版吴仁敬、辛安潮《中国陶瓷史》来了。购得小林太市郎《支那陶瓷图说》，皆古陶瓷研究史重要著作。又，还注意了一个莫名其妙现象，盖因吃饱了没撑着，故未考证，上世纪1956年通过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即反右运动之后，出版物仍有繁体竖排，罗福颐《传世历代古尺图录》、熊十力《原儒》等，皆古本式样，大跃进后版本式样全然西化。
麦戈里大学史学家叶小青教授谈治学心路，好生辛苦，亦有乐趣，举例谓从文献看到一则故事，红豆馆主喜欢尚小云家一棵树，提出要买，树主人说不买，不过可以送给你，但是你怎么拿走呢?要知道这是一棵成年树。红豆馆主说要用五年时间移植，第一年用板切下一面土壤，留下三面，第二年再切下一面，年年依次，共切四面，第五年才完成移植。最终两家都拆了墙，结束移植工程。叶小青大姐归国约我见面，每次都痛心疾首，埋怨到：“朱叶青你不肯做学术，真是浪费了。”给我讲故事的，斯人已仙去，留下了一个凄美念想，阿弥陀佛。回想起来滋味万般，故无言，做学问如感情亦如植物，灌溉与用心，好东西都会活了，写字画画然矣，于今世道迷乱，人无这心了，或许国家无需学术，世风凋零。
随师父刘新园先生去拜访徐萍芳先生，极深印象，徐府位于平安大道东四十条附近，一座深藏于老胡同独家小院，院子空地也大，无名花草栽于灰色花盆，整齐罗列，墙根处尽为荒草。书房即客厅，不大。房屋古旧而干干净净，一排书柜，几张坐具，别无其他。时值初夏，屋内未装空调，徐先生递来两把蒲扇，自摇一把，忽闪忽闪，徐先生和师父谈话，我自顾自在书柜前阅览。分别时，徐先生送客于门外，对我说：“我看你很喜欢书，喜欢就来吧。”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嫡孙，朴素至此，令人钦佩。陈越光伉俪引荐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先生，聊到徐萍芳先生，我表达了敬仰之情，物以类聚，又从陈方正先生本人身上见到了一种真正的学人风范活化石，自古皆然，我谓之为高贵。
胡子终于回国相聚，依然是酒，醉意中嫉妒起我和郭林的深厚交谊，我安慰他：“你出国走人了，扔下兄弟。我俩喝了近三十年酒。你还有话吗?”胡子曾经从美国打来电话，我问起汉平兄消息，言并无来往。胡子入美十年专职外卖，彻底抛掉学术研究，想到一个读书人无法生存之时间与地点，于是无言。我家无电视机，故谓断电家风。记忆汉平兄事宜，还遗留于东单胡同，九十年代初某天，邻居李楠匆匆跑来说刚刚看到中央电视台正播出一个报道，说一个中国人在美国破解了印地安文，他无限激动地说：“那人是陈汉平。”
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朱叶青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