潘向黎写作者，生于福建泉州，12岁移居上海至今。文学博士。图/彭辉
出版长篇小说《穿心莲》，小说集《白水青菜》《十年杯》《轻触微温》《我爱小丸子》《女上司》《中国好小说·潘向黎》，散文随笔集《茶可道》《看诗不分明》《梅边消息：潘向黎读古诗》《万念》《如一》等多部。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、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、第五届冰心散文奖、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、第五届朱自清散文奖、花地文学榜散文年度作家等奖项。
战争
清明时节，潘向黎的脑袋里又开始打架了，这是她创作时常常出现的景象。这次，三个小说的构思同时浮现，她试着与其中一个在一个密闭的房间里对话，另外两个不停敲门，“这个没敲完，那个又开始，说我也是和你约好的，你先理我呀。吵得我不得安生。”
这是被潘向黎形容为写作者特有的“出窍”时刻，在她的生活中偶尔也会发生。她曾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女子边打电话边痛哭。那是几年前上海40度高温的夏天，女子没有戴墨镜，也没有撑伞，眼泪像喷泉飞溅出来。她在快被晒化的马路上，一边痛哭，一边声嘶力竭吼着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！”潘向黎被她迸发的激情吸引，出窍地跟着走了十几米。她想跟女人讲：你不要中暑，路上这样很容易出车祸。她想带女人去咖啡馆坐下，点杯咖啡买了单，把阴凉和安全都给她再离开。她还想跟女人说，“我不打算安慰你，我无比羡慕你。这样不顾一切与一个人论理，以命相搏，是多么奢侈的事情。相比之下，我们都已经变成多么安全、多么乏味的人。”
潘向黎的日常是稳定的。她在《文汇报》当副刊编辑超过20年，她觉得这是适合自己的工作，多年的职业训练，使她三句话便能看出作者的水准。她不喜欢变化，希望周遭都几十年如一日，就像她的工作。她不认路，总是以餐厅、花店、咖啡店为坐标找到要去的地方，如果已经习惯的川菜馆变成了日本料理，她会不停抱怨。她是排斥新事物的老灵魂，2009年，小说《穿心莲》交稿时，她执意给出版社快递去3.5寸软盘，最终因出版社无法找到古董电脑读取那样的古董软盘，她才换了U盘。她也一直喜欢非智能手机，直到工作需要才换成智能手机。“我的好多变化都是这样被迫的。”
最近她的按摩师和发型师同时跳槽，她很不适应，称自己的日常“被搞得乱七八糟”。
她讨厌把人分类，两年留日经历让她欣赏日本人的表达——“果然这很像某某某”“有点不像某某某”，她更愿意别人评价她的行为“这很潘向黎”或“这很不潘向黎”，她认为，这在注重个体特殊性，没有高下判断。“我非常喜欢这个表达，离概念化很远，离文学非常近。”
她更抗拒自己被分到某一类人里，“在别人眼里，我这些年就是放弃大好前程、让自己长成无用之人的过程。但这是我自己选的，我希望不引人注目、没有章法地生活，尽量少压力地做自己。”
作品中，潘向黎的精神洁癖和上海人的体面结合，她的代表作、获得鲁迅文学奖的《白水青菜》，长篇小说《穿心莲》等系列作品，多描写都市爱情，但少有泥沙俱下的纠纷挣扎，更不见披头散发与寻死觅活。“我都过滤掉了，就像你们看过月亮亮的一面，也猜到还有背面。但是我就是想说：人在面临麻烦处境的时候，依然可以做到干净体面。人生并不是只有输赢，还有风度和分寸。”
披头散发与焦头烂额大概都留给了创作时的战争。回到开篇，脑子里房门砰砰响，她不得不疲于在三间房之间奔忙，安抚、对话、争论。最后，每一篇她都写了个开头。第一篇，写完第一句就安静了。第二篇写了三段才安静下来。“我是在用我的办法跟他们说，我受理了，你们稍候。有两个终于不吵闹了，吃着点心喝着茶等我，我专心地开始写第三个。”
写作到现在，她处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。短则几小时，长则几天，但这帮家伙谁都不能消灭对手，每次战争到最后，都有一个人站到前面，统帅队伍，挥着一面旗说，“我们走吧”，走出一个作品。
年轻的时候，这面旗上写着“美”。这些战争是为了找美的载体、修美的水渠。最近十多年，这面旗上的字换成了“信”。“无论灰心多少次，对于文学我还是得信，我也得信这个世界。”《白水青菜》讲的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情感纠葛，她信“三个人都是无辜的”，《穿心莲》男女主角的爱情中隔着一道婚姻，她信“两个人都是有诚意的”，信“分开了各自也会好好活下去”。
工作干练，写作洁净，生活保守，创作跳脱，这成为潘向黎面对世界的姿态。如果给自己画一幅肖像，她认为不会太优雅：一手撑在地上，有尘土，有泥水。另一只手指向天空，像翅膀，也像在够更高远的东西。“很多人看到一只手说安稳，看到另一只手说优雅，但是大家都忘了，这个动作很累。可是让我两只手撑在地上，我不愿意。两只手一起飞，我不能。三十多年了，我一直在挣扎。可正是因为这种挣扎，我没有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也没有飘起来，我做到了。”
潘向黎（左二）与作家、书画家陶文瑜（左一）、画家陈如冬（右二）、画家夏回（右一）在苏州诚品书店《梅边消息》读者分享会上
“移民”
尽管在上海的时间多过在其他地方，上海的经历也成了潘向黎性格中占比最大的组成部分，但潜意识里，她似乎对故乡的认同感受复杂，被问及母语是什么，她语塞。睡觉时，梦话夹杂着普通话、上海话和闽南话。
她的过往似乎一直在消失：泉州外祖父家的老房子早已在老城改造中消失，小时候熟悉的复旦大学校园也换了几次模样。这么多年，潘向黎最不愿意干的差事是带人参观复旦大学。每次客人都会指着光华楼前的草坪说：“这是不是你小时候玩过的地方？”她说不是，那时侯还没有这块草坪。现在的图书馆，才是她过去和小朋友玩的地方。如今钢筋水泥覆盖的地方，曾经种着毛豆、玉米和向日葵，还有大片的白车轴草花。
1979年，父母的两地分居终于结束，初一的潘向黎转学到了复旦二附中，两年半以后考进复旦附中。她的父母都在复旦大学工作，家住高校宿舍，她妹妹曾口出“狂言”：“进出我们家的，要找一个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的都难。”
潘向黎常陪父亲散步，有时碰到朱东润（著有《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》，是最早的文学批评史专著之一；先后创作近10部传记，是我国现代传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），有时碰到郭绍虞（教育家、古典文学家、语言学家、书法家，著有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、《沧浪诗话校释》、《宋诗话考》、《宋诗话辑佚》等），更经常碰到语言学家胡裕树、美学家蒋孔阳等。她不了解这些人，见父亲毕恭毕敬，也跟着毕恭毕敬，后来才知道这些教授是何等人物。前不久新书做活动，她说了一些当年见过的大师名字，主持人曹可凡说：“这些人不用说教了你什么，只要你见过，都是福气，好多人见他们，都是在教科书上。”她听了无限感慨，“当时只道是寻常啊。”
当时“文革”刚刚结束，父母虽然在身边，但好像又很远。他们拼命忙，想把之前耽搁的时间补回来，对小孩基本无视。她和其他被半放养的小孩一起玩，钻遍复旦大学的所有角落。
她也常去同学家做作业，其中一个好朋友，她的父亲研究《红楼梦》。当时潘向黎和这个好朋友都看了很多遍《红楼梦》，看多了能背出来。有时候一边做着复旦附中的作业，一边一人一句，“黛玉道……”“宝钗道……”朋友母亲端点心上来，插句“阿姨谢谢”，继续“宝玉道……”一次可以背上好几页。有次发现背的内容不一样，一对才发现是版本不同。她因此知道《红楼梦》的多个版本，还见过有的版本连书号都没有，A4开本，字大、书厚，研究专用的。“版本这件事，在我心中早就祛魅了。”
古典文学是潘向黎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，父亲就逆时代潮流，让还是学龄前儿童的潘向黎背起了“白日依山尽”。从她还在襁褓中开始，父母就被迫分居两地，整个童年父亲都不在身边，只有他亲手录的古诗词陪伴。在复旦一家团聚后，身处浓郁的学习氛围，潘向黎对古典文学的积累全面扩张。父亲的书架有丰富的古典诗词读本，这些书里有父亲用铅笔、红铅笔、蓝色钢笔作的各种标记、评点，觉得好的地方，划一个圈；很好，两个圈；极好，三个圈。觉得不好，是一个类似于拉长了的顿号的长点。在理解力与记忆力飞涨的时候，她在与父亲的精神交流中完成了审美的构建与对世界的基本认知。多年以后，这一时期的积累重新被她翻出，写成了两本专题随笔集《看诗不分明》与《梅边消息》。
平日，她身边经常出现的场景是教授们讨论学术，耳边常听见的话是“某某先生学问好”，高频词汇是“版本”“脚注”“编注”“严谨”“第几稿”“述而不作”……她就“述而不作”问过父亲，父亲回答，“述而不作也很厉害，他教出来的人厉害。”“述”和“作”她问父亲更想要哪一种，父亲说“兼吧”。“这些可能无意中影响了我。很多事情我还是希望兼吧，比如一边当编辑，一边写作。我也从来没有写作计划，没有人生规划。”
潘向黎没有体验过上海的市民生活，没有体验过这家洗完那家洗的公用浴室，没有和别家挤在一个厨房里聊天或者争吵过。她的上海记忆既不是花园洋房、金枝玉叶的风花雪月，也不是小弄堂的柴米油盐、邻里相互胶着和窥视，而是上海郊区，大学，操场，食堂，图书馆，孩子天性需要的野地，有一望无际的毛豆、玉米和向日葵。
她认为这是她与上海本土作家的根本区别，“我没在弄堂里滚过，没有钻进去生活，我是一个上学是学校、回家还是学校的人，所以始终是一个外来人看上海的眼光。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进上海的人，来自五湖四海，大家口音和生活习惯都不一样，但是到了大学里，都说普通话，住教工宿舍，用饭菜票，在格式化、清教徒气氛的高校区里生活。那时侯，大人去一趟市中心，会说成‘去上海’，好像我们不生活在上海似的。”
她曾把一串钥匙甩进毛豆田里，心急如焚地冲进毛豆田找，还发动小朋友们一起进去找，没找到，钻出来后身上沾满了毛豆的毛，浑身刺痒，回家被母亲骂了一顿。等农民收割毛豆了，她又跑去找。田变得舒朗，太阳直勾勾照下来，她留着短发，穿着男孩式样的短裤，晒得要死，依然没找到钥匙。后来毛豆田消失了，盖起了大楼。
“我的少年时代，就像那把钥匙一样，留在了那个已经消失的毛豆田里。它明明在，但是我就是找不到。”
狼狈
去年，潘向黎和朋友聊天，回忆读书时候的事，讲到一半泪流不止，无法控制。她有点恐慌――“这是一种控制力的下降，我担心这种下降进入作品里。即使我写披头散发，态度也必须是高度控制，笔触也必须是洁净的，哪怕人物在撕扯，不活了，一头撞过去，作者都必须是高度控制的。”
在她的小说《女上司》里，类似的失控在人物身上出现了一次。女上司与下属喝醉后，想到自己婚姻的惨败、事业的窘境、日渐年老的恐惧，情绪崩溃，稀里糊涂打了下属一巴掌，女上司将之视为“奇耻大辱”。一个女下属因个人问题辞职后，女上司想，只有临死，才会同意再见一次对方。“上海人觉得在职场最大的失败不是不能加薪不能晋升，而是跟同事吵架，失身份，违反职业精神。”
几天前，朋友聊到去听音乐会，说有个明星穿了特别合体的西服，戴了领结，跟那场音乐会主题特别配，朋友因此夸那个明星“真是一个好小囡”。这句话不是调侃，而是在肯定他的品位和家教。“上海人总是希望表现得体，和环境协调。”
潘向黎去吃西餐，周围经常遇到年轻母亲在教孩子拿刀叉，要孩子对服务员说“Thankyou”。“你看，上海人从小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被训练长大的。”一次潘向黎和外地朋友在西餐厅，旁边一桌，儿子在为母亲庆祝生日。母亲头上是刚吹好的大波浪卷，身着时髦的套裙，化着恰到好处的妆，儿子拉椅子请母亲坐下，说了句上蛋糕吧，服务员推着放有蛋糕的餐车过来，他说：“妈妈，生日快乐。”母子站起来贴脸。朋友从未见过这一慕，惊呆了，但潘向黎觉得，这发生在上海，很正常。这一幕如果发生在她小说里，首选城市也会是上海。
“这位母亲在享受感情上的盛宴，更在享受长期教育的成果。这一幕很现代，也说明上海女性地位高。这是这个城市我欣赏的一面。给妈妈过生日，反映的城市文明信息远大于一个男子追求女子的画面，超越功利，有审美在里面，而且它必须有这个城市强大的认知体系作为支撑。”此外，她认同上海之处在于“虽然比较保守，但观念有现代的东西在里面，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，强调契约和秩序，这样会带来一种安全感”。
这些上海印记成为潘向黎作品的基调，在缺失上海本土元素的情况下，这种基调扩散为现代底色。一名外国女记者采访她时曾说，“你的作品比我们想象的离农村还要远。如果城市背景抽换，放在伦敦、纽约、东京也是可以的。”“我是很喜欢现代性的东西。我离农村很远，没有什么乡村体验，也比较警惕所谓的乡土伦理。”
潘向黎认可的现代性与人的自我控制高度相关。当失控发生时，她在意的是作品中的自制脱离轨道，下一步秩序混乱，下一步底色模糊，她的精神世界将一片狼狈。
她将这次失控归结于年龄渐长。上一次，年龄让她感到狼狈是在40岁时。那年，父亲去世，她顿觉被世界抛弃。“人永远准备不好面对生离死别。生我的人，亲人兼导师、知音、知己，就这样离我而去。天啊，我有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感觉。我惊恐、伤心，不停自责、自我怀疑，觉得我什么都做不了。那种深刻的痛苦，无法摆脱，无法投降，很残忍。”
这段持续两年的混乱和低谷可能是她至今为止持续最久的狼狈。“我特别讨厌狼狈，之所以放弃好多东西，就是因为我怕显得狼狈。我曾经这样认为：只要去争，只要在乎，就难保不狼狈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了，这样就可以不狼狈了。但是我忘了人会老，生老病死终究会面对，所以人生其实是无法不狼狈的。”
走出低谷的方式是直面狼狈，她注视内心的狼藉，感受窘迫、哀伤与虚无。灵魂抵触漂移，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千军万马，小仗大仗有个结果就成了文字。《穿心莲》中女主角的多次独白，都像是她对那段时间的自省。穿心莲是去了心的莲子，不苦了，也再发不了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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